作者：崔国玺

一个人的味觉记忆，往往始于儿时，并且深入骨子里。尽管我离家数十载，却始终没有忘记故乡的豆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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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乡在五大连池，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，拥有丰腴的黑土地、充足的水源，适宜大豆生长。

人勤春来早。记得小时候，春耕时节，田间地头总是一派繁忙的景象。乡亲们用那满是老茧的双手，将一粒粒饱满的大豆种子种在一排排高低起伏的田垄上。经过阳光雨露的滋养，幼苗很快便从泥土里露出小脑袋，绿绿的，嫩嫩的。

秋天，大豆地里一串串沉甸甸的豆荚挂满豆秆，籽粒饱满。大豆秧被乡亲们收割回来，放在足球场那么大的场院里脱粒。人欢马叫，碌碡滚动，连枷翻飞，气氛欢快热烈，就像在演绎一首丰收圆舞曲。脱粒后的大豆圆润晶莹，静静地躺在场院里，沐浴着阳光，远远望去，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。

秋收过后，村里缴完公粮，选足了大豆种子，每家每户还能按人头分到一二十斤大豆。很快，村里的豆腐坊就要开张了，乡亲们如同吃了喜鹊蛋，幸福和喜悦都挂在脸上。

北国的隆冬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村里的豆腐坊却热气腾腾，豆腐飘香。

做豆腐是个技术活，用上现在最时髦的词，需要“工匠精神”。豆腐匠还必须为人正直，不贪不占。老实厚道的父亲每年都当仁不让地被推举为豆腐匠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在豆腐坊里忙碌着。

豆腐坊是闲置的两间土坯房，一间是磨坊，一间是做豆腐的工作间。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把泡软的大豆沥去水，放入磨眼里，吆喝一匹老马开始拉磨。豆子在磨膛里迂回旋转，一道道白里透黄的豆汁便顺着磨齿的缝隙流淌出来。父亲眼疾手快，干活麻利，随时盯着磨眼，在添加大豆时定量进水，这样磨出来的豆浆才细腻。在另一个房间里，一口大锅上方悬挂着过滤豆浆的布。如牛奶一般的生豆浆进锅后，还要加适量的清水，慢慢熬煮。之后，父亲将煮好的豆浆舀入用细纱布做的布袋内，点上卤水，把包袱系上，盖上木盖，再压上石板，凝固后就成了白白的豆腐。

“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”为保证村民们都能吃上豆腐，村里立下规矩，豆腐坊做豆腐不以营利为目的，每家每户领豆腐要按人口定量，用自家的大豆去换。

因母亲去世早，父亲又当爹来又当娘。他去豆腐坊干活前，跟我约法三章，不让我一个人去豆腐坊，一是怕滚烫的豆浆烫伤我，二是担心乡亲们说闲话。如果我想吃豆腐，就请邻居家的大娘大婶去一趟豆腐坊，用我家的黄豆换豆腐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把豆腐拿回家，趁着豆腐的热乎气，急不可待地吃了一大半。那年月，农村物资匮乏，豆腐似乎就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。父亲收工回来，看着锅台上那块已不成形的豆腐，哭笑不得。他立即下厨，用邻居送来的一条鲫鱼给我做了一碗鲫鱼豆腐汤。

虽然父亲厨艺不高，那时也没有什么配料，但为了满足我这个小馋猫，父亲总是想尽办法，变着花样，为我做鸡刨豆腐、家常豆腐、小葱拌豆腐……

家乡的豆腐，就这样在我的味蕾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。

18岁那年，我当兵离开故乡，后来去过国内许多地方，品尝了各地的豆腐，似乎都无法与故乡的豆腐媲美。我知道，故乡水质好、大豆好，豆腐自然味美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是父亲的手艺。而今，父亲早已不在人世，我怀念的，其实是父亲的味道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4月19日 16版）